黄帝陵

　　《黄帝文化志》一书即将付印出版，这部内容丰富博大的书，共有八编，包括“黄帝与中华民族”、“黄帝的武功文治”、“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”、“黄帝与中国文化”、“黄帝的陵庙与祭祀”、“黄帝文化诗文”、“近现代黄帝文化论著”和“黄帝文化图录”，覆盖了有关黄帝的各个方面。书的主编是我在西北大学的老友刘宝才、韩养民两位教授。蒙他们要我写几句话，我想说的就是：《黄帝文化志》这部书，对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的探索，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，都是一项重要贡献。
　　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二十四史称为“正史”，二十四史的首部是司马迁《史记》，《史记》开卷是《五帝本纪》，而五帝始于黄帝。黄帝历代尊为“人文初祖”，意味着中国文明的起源。人们常讲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，即是由黄帝的时期计算而得。因此，我们要追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奠立，总是要推及黄帝时期的史迹，而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特点，也不能离开黄帝的记载传说。由于这样的缘故，在国家走向振兴的今天，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时候，像《黄帝文化志》这样的为研究黄帝及相当黄帝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条件的著作，当然会受到欢迎。
　　研究黄帝及其文化，有着学术的与现实的两重意义。就后者而言，黄帝是中华民族，包括海外华人华裔，称为“炎黄子孙”者共同起源的象征，自古以来大家公认，在《黄帝文化志》所收文献论作中也有大量论述。自然，这种爱国爱民族的思想观点是好的，但是也不应该因为持这样的观点，影响对黄帝及其文化的学术认识。对黄帝历史传说的研究，其结果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，而这种研究必须是实事求是的，坚持学术真理的独立性。对于黄帝以及“五帝时代”研究的一些质疑，每每即由此而生。
　　记载中黄帝所处的历史年代，对于人类文明的萌生来说，正是关键的际会。五千年前，我们的先人从原始蒙昧的社会状态中挣脱出来，跨进了文明的门槛，这从我们看已经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。经验告诉大家，历史上推越久，现在能获取的信息就越少，而且越是模糊。我常主张，先秦的古史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。西周晚期共和以下，有准确年代可知。春秋时期因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等，已经可以列入能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时期了。西周厉王以上，直到商朝后期盘庚迁殷之后，有甲骨文、金文发现，还有若干文献传留，我们了解的较多。夏朝和商朝前期，有相当详细的王室世系，而事迹遗存更少，缺乏出土文字材料。至于“五帝时代”，神话色彩浓重，更不同于夏商，学者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、人类学等为主。远古历史荒昧的现象，如王国维先生《古史新证》已指出的，是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国家所共同的。远古传说固然不能不与神话结合，并且难免后人缘饰，然而不可视为杜撰捏造，其间实会有宝贵的“素地”、“史影”，在王国维之后，徐炳昶、尹达等多位先生已有详细论述。事实上，以历史学与考古学、人类学等式逻辑相结合，对远古历史的探究亦已取得可观的成绩。
　　问题是，不能把对历史时期，以及有大量文字记载的时期研究的要求，移用到远古未见古文字记载的时期来。比如商朝后期和西周，虽然有甲骨金文研究的卓出成果，其系统性究竟不如春秋战国的载籍。商朝前期的王室世系虽有商朝后期甲骨文证明，仍然不是当时的直接记录。至于夏朝，世系仅见传世文献，更谈不到直接的证明了。必须说明，对夏朝作出像商朝后期那样的证明，或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，不过这只是说没有那样的证明，不等于说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给以一定的论证证明，更不可以由此导出夏朝根本不存在的结论。对于黄帝及“五帝时代”很多学者通过相当时期考古文化的分析，进行比较和研究，已经获有不少有价值的推论，请看《黄帝文化志》中一些有关论文。
　　最近，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先生在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08年第2期上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论问题。他引述顾颉刚先生1946年读书笔记中的一段话：“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，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，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，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。其实，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。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!”张文还列举王国维先生关于禹，徐中舒、丁山先生关于黄帝，王国维先生关于王亥，胡厚宣先生关于“四方风”，以及近年遂公盨的发现等事例，说明：“上古实物特别是文字与文献的遗失，使得‘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’为不可能，使得古史重建，‘拿证据来’为不可能，使得疑古‘永远有理’，此可称之为‘顾颉刚难题’。”
　　实际上，“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”的要求，不但对古代文献，即使对近现代文献，也是难于实现的。不过，对于古代文献，尤其是先秦文献来说，找出一个证据证明其某点为真，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。证明了一点为真，就使与那一点相关联的其他的点也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。例如胡厚宣先生证明了《尚书·尧典》的“四方风”见于商代甲骨文，真实有据，便提高了《尧典》具有很古的渊源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在《尧典》里还可找到其他的点，如对出入日的祭祀，感叹词“俞”等，也见于甲骨文。如果断定已得证明的某点只是孤立的、偶然的，这种几率其实是微乎其微。王国维从甲骨文证明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世系推论《夏本纪》世系也有根据，钱穆先生也论及这一点，正是依照这种常识的逻辑。
　　我们对古代的认识，和一切科学同样，是逐步深入的，对于黄帝时期及其文化，也是如此。《黄帝文化志》展现了当前大家所能达到的水准，足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。更希望读者能从这部书中看到黄帝历史传说及其文化所体现的精神，这种精神贯彻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传统之中，与盈盈沮水，苍苍桥山，共历永存!
　　李学勤
　　(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、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)

黄帝文化志/黄帝陵基金会编．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8